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羊肉卷、牛肉片、豆腐皮、金针菇、白菜叶、土豆片...我把这些一一摆好，围着火锅摆了一圈。最后从厨房拿出筷筒，一把抓出里面的筷子，开始分放在每个碗边。
“一、二、三...”
我愣住了。
少了一双。
我下意识地又数了一遍，还是少了一双。这不对劲，家里明明有四口人，我，妻子，女儿，还有...还有母亲。
母亲去年冬天去世了。
我站在那里，手里攥着那把筷子，突然觉得喉咙发紧。锅里还在咕嘟咕嘟地响着，热气腾腾的，可我却感觉不到暖意。
母亲生前最爱吃火锅。每到冬天，她总会念叨：“这么冷的天，最适合吃火锅了。”她总是第一个坐到桌旁，最后一个离开。她有自己的专属筷子，那是一双暗红色的木筷，头上镶着小小的贝壳花，是我多年前出差时从南方带回来的。她说这筷子不烫嘴，夹菜也稳。
那会儿她总是抢着准备食材。洗菜、切肉、调蘸料，忙前忙后。我和妻子劝她歇着，她总说：“活动活动筋骨，暖和。”其实我知道，她是想为我们多做点什么。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，握着菜刀时依然利落，切出的土豆片薄得能透光。
锅开了，该下肉了。我机械地把一盘羊肉卷倒进锅里，红色的肉片在滚烫的汤里迅速变色、卷曲。女儿嚷嚷着要吃虾滑，妻子忙着给她捞。我看着她们，突然想起母亲总是最后一个下筷子的人。她总是先给我们夹菜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这个好了，快吃，不然就老了。”
尤其是虾滑，她记得每个人都爱吃，所以总是平均分给每个人，自己只留最小的一块。有一次我故意把虾滑都留给她，她却生气了，非要把虾滑夹回我碗里，“你们年轻人多吃点，我尝个味就行。”
热气模糊了我的眼镜，我摘下来擦拭，顺便抹了抹眼角。妻子看了我一眼，轻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我摇摇头，说热气熏着眼睛了。
少了的那双筷子，就像心里缺了一块。不是多大的缺口，却怎么也无法填补。
母亲去世前的那个冬天，她已经很虚弱了。癌症把她折磨得瘦骨嶙峋，连拿筷子的手都在微微发抖。但那一天，她还是坚持要和我们一起吃火锅。我记得她夹起一片白菜，手抖得厉害，菜叶掉回了碗里。女儿那时还小，不懂事地说：“奶奶把菜掉啦。”母亲笑了笑，没说话。我重新夹了一筷子，吹凉了，递到她嘴边。她愣了一下，然后慢慢张开嘴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。
那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喂母亲吃饭。
后来，她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病房里只有单调的白色，没有火锅的红油滚滚，没有食材的五颜六色，也没有她忙碌的身影。最后那段日子，她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。有一次她突然说，想再吃一次家里的火锅。可是医生不允许，她的肠胃已经承受不了任何刺激了。
我到现在还记得她说话时眼里的渴望，像个小孩子。我本该不顾一切满足她这个最后的心愿的。
“爸爸，我的筷子掉地上了。”女儿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
我起身去厨房给她拿新筷子。打开抽屉，那双暗红色的木筷就安静地躺在最里面，贝壳花已经有些磨损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没有拿它，而是取了另一双普通的竹筷。
回到客厅，火锅还在沸腾着，可餐桌旁始终有一个位置是空的。妻子默默地吃着，偶尔给女儿夹菜。我们都没有说话，但我知道，我们都在想着同一个人。
少了的那双筷子，不只是少了一双餐具。它意味着餐桌上少了一个人，少了一种声音，少了一份关怀。它意味着再也没有人把我爱吃的牛百叶全部留给我，没有人记得我蘸料里要多放蒜泥，没有人会在吃完后坚持自己洗碗，说“你们去歇着，我活动活动”。
火锅的热气还在上升，在灯光下形成一团团白雾。我仿佛能看见母亲就坐在那个空位置上，笑眯眯地看着我们，嘴唇微微动着，好像在说：“多吃点，锅里还有。”
我端起碗，夹起一片羊肉，在蘸料里滚了滚，送进嘴里。味道是对的，芝麻酱的香混合着韭菜花的咸，还有腐乳特殊的味道。可是不知为何，今天的火锅似乎少了什么滋味。
也许少的不是筷子，而是握着那双筷子的人。少了她的唠叨，少了她的笑容，少了她在寒冬里给这个家带来的另一种温暖。
女儿突然说：“要是奶奶在就好了，她最喜欢吃火锅了。”
我和妻子对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锅里红色的汤还在翻滚，像极了生命的热烈与无常。那一夜，我们三个人吃完了一顿四个人的火锅。而那双暗红色的木筷，至今仍躺在抽屉里，我会一直留着它，就像留着母亲在那个冬天留给我们的最后记忆。
窗外，雪又开始下了。这个冬天，火锅依旧，只是永远少了一双筷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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