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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看的是《卡萨布兰卡》。我们把白床单钉在墙上当幕布，她蜷在沙发里，我坐在地板上，背靠着她的腿。看到英格丽·褒曼说“为我的眼睛干杯”时，她突然俯下身来，在我耳边轻轻重复这句台词。温热的气息拂过耳垂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——那是她第一次主动靠近我。
后来这就成了我们的仪式。每个周五晚上，我们都会看一部老电影。她总是记得住所有细节，连亨弗莱·鲍克停顿几秒都数得清清楚楚。
“看这里，”她会突然按下暂停，“里克马上要说‘世界上有那么多城镇，城镇里有那么多酒馆，她却走进了我的’。”
果然一字不差。
我笑她：“你把台词都背下来了，还有什么可看的？”
她很认真地转过头：“就像你知道明天太阳会升起，可还是会期待天亮啊。”
我们最常看的是《罗马假日》。看到格里高利·派克把手伸进“真理之口”假装手被咬掉时，她每次都会笑出声，哪怕已经看了十几遍。她说那是电影史上最温柔的恶作剧。
有一次她发烧，我请了假在家陪她。她烧得迷迷糊糊的，还非要看《乱世佳人》。看到白瑞德离开郝思嘉那段，她突然哭了。
“我不要像他们这样，”她把滚烫的脸贴在我手臂上，“我不要等到失去才明白。”
我搂紧她：“我们不会的。”
“你保证？”
“我保证。”
那时候的承诺说得多么轻易啊，以为只要足够真诚，就能对抗时间。
分手前那半年，我们已经很少一起看电影了。我工作忙，经常加班到很晚。偶尔早点回家，她也总是在看自己的书，或者已经睡了。
直到那个周六下午，我收拾房间，翻出了那盒《卡萨布兰卡》的碟片。封面上，亨弗莱·鲍克还是那样似笑非笑地看着英格丽·褒曼。
“今晚看电影吧，”我把碟片递给她，“好久没看了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接过碟片，轻轻摩挲着封面。
“好啊。”
可那天晚上，我们谁也没有去放那张碟。它就放在茶几上，在我们中间，像一道无形的墙。我们聊工作，聊天气，聊楼下新开的超市，唯独没有聊电影。我知道，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
她搬走那天，我帮她整理东西。在书架最顶层，我发现了那个铁盒子——里面整整齐齐放着我们一起看过的所有电影碟片，每一张都贴着便签纸。
《卡萨布兰卡》上面写着：第一次一起看电影，他紧张得手心出汗。
《罗马假日》写着：他学格里高利·派克，也把手伸进“真理之口”逗我笑。
《乱世佳人》写着：发烧那天，他给我煮了很难喝的姜汤，但我全喝完了。
我一张一张地看下去，直到最后一张《黄昏之恋》，那是我们分手前看的最后一部电影。便签上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：希望他以后遇到的人，也喜欢老电影。
那一刻，我蹲在空了一半的书架前，眼泪终于忍不住了。
原来她记得，记得比我还清楚。记得每一次我心血来潮的模仿，记得每一句我随口说出的台词，记得我煮糊的姜汤，记得我紧张时手心的温度。
去年秋天，我偶然在电影院遇到了她。不是一个人——身边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，很斯文的样子。我们寒暄了几句，她说他们来看《卡萨布兰卡》的重映。
“现在的年轻人谁还看这个啊，”她笑着说，眼睛弯成我熟悉的样子，“还好找到了同好。”
我点点头，想说点什么，比如你还记得台词吗，记得我们钉在墙上的白床单吗，记得那个投影仪总是过热，看到一半就要停下来晾凉吗。
但最后我只是说：“挺好的。”
她离开时，我听见她对那个男人说：“等一下有个地方，里克说……”
“世界上有那么多城镇，城镇里有那么多酒馆，她却走进了我的。”那个男人很自然地接了下去。
他们走远了，我还站在原地。影院大厅的海报上，亨弗莱·鲍克依然穿着那身白色西装，英格丽·褒曼依然美丽。八十年前的爱情故事还在银幕上重演，而我们的已经落幕很久了。
现在我还是会看老电影，一个人。看到熟悉的桥段，会下意识地转头——身边空无一人。那些她倒背如流的台词，我现在也能背出来了。不是刻意去记的，只是在无数个独自看电影的夜晚，听着听着，就印在了脑子里。
有时候我想，也许我们爱的从来不只是那些电影，而是在黑暗中紧握的手，是看到动人处同时响起的抽泣，是她按下暂停键说“这里特别棒”时发亮的眼睛。
上周我又看了一遍《罗马假日》。看到结尾，记者问乔：“公主最喜欢哪个城市？”他说：“罗马，当然是罗马。”
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老电影。因为在黑白的光影里，所有的离别都充满诗意，所有的爱情都永恒不朽。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，只能在散场后，带着从电影里借来的那一点点勇气，继续各自的人生。
那些背下来的台词，终究没能成为我们生活的剧本。但它们像旧照片一样，提醒着我，曾经有个人，和我一起在黑暗中，相信过银幕上的每一个故事。这就够了，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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