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儿子叫小宇,那年正好要上初中。我们那片对口的中学不太好,我和他爸愁得整夜睡不着。他是开货车的,常年在高速上跑;我在超市当收银员,两人都没什么文化,就盼着孩子能上个好学校。那段时间,家里气氛特别压抑,饭桌上谁都不说话,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。
转折出现在一个周五晚上。我和几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聚餐,其中就有李梅——我们当年班的文艺委员。她穿着真丝连衣裙,拎着我看不出牌子的包,说话时总不经意露出腕上的表。听说我正为孩子上学发愁,她拍着我的手说:“你怎么不早找我?教育局王副局长是我表哥的老同学,每年都有几个名额。”
我当时心跳都快停了,抓住她的手问:“真的能办吗?”她笑着抿了口茶:“别人不行,你开口我必须帮。”那顿饭后来吃了什么我全忘了,满脑子都是“重点中学”四个字。
回家和丈夫商量,他蹲在门口抽了半天烟,最后站起来说:“要不试试?总不能耽误孩子。”我们取了六万块钱——那是他跑车两年省下来的,我拿红布包了一层又一层。在李梅家楼下,她把钱塞进包里时说:“姐你放心,九月开学直接去实验中学报到。”
等待的三个月里,我每天经过实验中学都要停下看看。想象小宇穿着那身蓝白校服的样子,连扫地都有劲。我还偷偷去商场看了书包,那个三百多的耐克书包,要是儿子真能上重点中学,我一定买给他。
七月,李梅说在走流程;八月,她说领导在度假;到了八月二十号,她电话开始不接。二十八号那天,我直接去她家楼下等,从傍晚等到深夜。她从出租车下来看见我,愣了下,然后哭了。
“姐,钱被我对象拿去做生意全赔了。”她蹲在地上哭,“他跑了,我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。”我站在原地,浑身发抖,不是生气,是绝望——离开学只剩三天。
那晚我是怎么走回家的都不知道。进门看见丈夫在修小宇的旧书包,带子都快断了,他用针线一点点缝。我话还没说出口,眼泪先下来了。他看着我,针扎到了手。
最后我们还是告诉了小宇。孩子特别懂事,说:“妈,我在哪上学都一样,真的。”可那天夜里,我听见他在被窝里哭。
更难受的是面对亲戚朋友。之前大家都知道小宇要上重点中学了,现在一个个来问,那种同情又带着好奇的眼神,像针一样扎人。我大姐说:“早就告诉你别信这些,现在知道了吧?”她没说“我早说过”,可比说了还让人难受。
丈夫有半个月没出车,整天坐在阳台发呆。我知道,他不仅心疼钱,更心疼孩子的未来。有天深夜,他突然说:“要不我去借点钱,找找别的路子?”我拉住他:“别再陷更深了。”
这件事像面镜子,照出了很多真相。有些平时不怎么联系的朋友听说后,悄悄问要不要凑点钱;而某个常说要帮我们的亲戚,反而躲得远远的。李梅后来给我打过一次电话,说她去南方打工了,会慢慢还钱。我说:“你先把自己过好吧。”其实钱已经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我们全家的信任都被打碎了。
小宇最后还是去了对口中学。他很争气,第一次月考就进了前十。老师在家校联系本上写:“是块读书的料,在哪都会发光。”我捧着那个本子哭了一场,这次是开心的眼泪。
现在回头看,我明白了几个道理:第一,孩子的路终究要他自己走,我们能给的应该是支持和爱,而不是强行铺路;第二,人不能太急着解决问题,一急就容易走岔路;第三,也是最重要的,日子再难都会过去,只要家人还在一起。
前几天整理东西,又看到那个红布包。丈夫说扔了吧,我说留着,这是个教训。小宇拿过去看了看,说:“妈,等我考上好高中,你再用这个包给我包奖状。”
那一刻,所有的委屈都释然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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